李亚伟，男，1963年出生于重庆市酉阳县。创作过《男人的诗》、《醉酒的诗》、《好色的诗》、《空虚的诗》、《航海志》、《野马与尘埃》、《红色岁月》、《寂寞的诗》、《河西走廊抒情》等长诗和组诗，出版有诗集《莽汉-撒娇》（与默默合著 时代文艺）、《豪猪的诗篇》（花城）、《红色岁月》（台湾秀威）。获第四届《作家》奖、第四届华语传媒诗歌奖、第二届明天诗歌奖、第二届天问诗歌奖、第一届鲁迅文化奖、第一届屈原诗歌金奖等。
时间看似随便地来到了1984年1月，人民教师李亚伟同志，忽然很想念低年级的师妹，或医专的女生，也很想念他的若干弟兄，就飞速赶回了南充师范学院。李亚伟，1963年生于酉阳，1979年考入南充师范学院，1983年分配到酉阳第三中学。南充师范学院是他的“母校”——这样说来有点别扭，也许可以换个说法，这个学院是他的“老窝子”。他从来就不会空手而返，在学院外，李亚伟正好遇到老伙计万夏——两者写诗，都始于1982年。他比李亚伟低一级，仍然厮混于中文系，还要熬到当年7月才能毕业。彼时之大学，盛行办诗歌墙报。李亚伟和胡玉办的是《刹那》，万夏、李雪明和朱智勇办的是《彩虹》。这两个墙报——《刹那》和《彩虹》——很快又合并为《金盾》。当时流行的一种笔记本，“金盾牌”，就这样成了两伙诗人的防御性的共识。 且说两个老伙计见了面，欢喜无限，自然要去找家小酒馆。还在路上，万夏就告诉李亚伟，他最近在写“莽汉诗”，当即背诵出不下五首，包括万夏的《红瓦》，还有胡冬的《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万夏，以及万夏背诵出的胡冬，让已经写出某种“混蛋诗”的李亚伟如受电击，目瞪口呆，“由此推断出一种‘新东西’已然发生——那是一种形式上几乎全用口语，内容大都带有故事性，色彩上极富挑衅、反讽的全新的作品”。哥俩在小酒馆坐定，频频干杯，在万夏的鼓动下，决定一起搞个“莽汉诗派”。李亚伟并不认识远在成都的胡冬，而万夏，兴奋地向前者叙及他与后者如何发明了莽汉诗。当时，万夏对胡冬的口头回忆，若干年以后，转变为李亚伟对万夏的书面回忆。这样的书面回忆，“回忆之回忆”，既有可能具有双重的可信度，也有可能具有双重的出错率。笔者毫不怀疑两者对真相的尊重，但是，也很难排除回忆力——乃至听力和理解力——的恶作剧。李亚伟如是回忆了万夏的回忆：“胡冬把这种诗歌最早称为‘妈妈的诗’——《阿Q正传》谁都读过，但胡冬最先想当‘阿Q诗人’”；很快呢，胡冬改变了主意，“又叫这种诗为‘好汉诗’”；万夏却不甚满意，“他认为如此定名这伙人的诗歌，有一种从外貌上自我美化的倾向，这可能导致‘诗歌革命’的传统英雄主义，其结局是‘革命’不彻底，因此提出了‘莽汉’这个名词。”
后来接受杨黎的访谈，李亚伟又有所发挥或补充：“万夏是说‘猛汉’，我写成草莽的‘莽’，莽汉。我说如果要搞一个诗歌流派，发音可以叫‘猛汉’，但是事实上是‘莽汉’。”这段绕口令，很显然，乃是四川话绕口令。笔者乐于动用语言考古学，向四川方言区以外的读者略作诠释。首先来理解李亚伟的意思——万夏本来是说“猛汉”，经过李亚伟的误听，语义转换为“莽汉”，这是两者之间的“所指偏移”。接着来探讨这样的可能——万夏本来是说“莽汉”，经过李亚伟的误听，语音转换为“猛汉”，这是两者之间的“能指偏移”。总而言之，这是四川方言区内部的一场误会，是成都话和酉阳话的不打不相识。 笔者愿意暂时这样来做小结：如果万夏和李亚伟的回忆都很可靠，而万夏确乎说的“莽汉”，那么万夏就是命名者；如果万夏确乎说的“猛汉”，那么李亚伟就误打误撞地成了连他自己都差点没有回过神来的命名者。 对于上文的假设性结论，胡冬却认为，既不是表面上的事实（fact），也不是深埋在事实下的真相（truth）。胡冬现居伦敦，其诗其文，国内甚为罕见。为了重写莽汉诗派的良史，笔者及邓翔，曾多次采访过胡冬。 2020年2月15日，胡冬如是回答邓翔：“三十多年来，你晓得我真的对此不屑，不耻，几近不闻不问，你晓得，我有更要紧的事要做。我对这种刻板中国语境的形形色色一直是既厌恶又同情，有时只有同情。如果啥子时候我真的写出一篇回忆，那一定不会是心血来潮，而是记忆对往事或者个人史的尊重。我是一个自身的历史学者，我挖掘贮藏在我身内的知识，我考自己的古，直到这个‘古’涵盖并连接了古今和东西，成了我手中的耿耿长剑，成了我姓氏中的部分。我走得太远了，因为龙在等我！其他怪物都不配成为我单挑的对手。问你一个问题，以你对我的了解，你觉得‘妈妈的诗’‘好汉诗’像是我的修辞吗？在我一夜之间写出《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的翌日，‘莽汉’这个词从我的丹田脱口而出，或喷薄而出，当然这决然的迸发是因为此前有了很多凝聚和贮存，所以莽莽。这里就不多说了，也许将来我会细说吧，那时就尘埃落定了。”由此可知胡冬写出《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在前，提出“莽汉”在后。万夏当时就睡在胡冬家，他见证了得诗的夜晚，以及紧随其后的命名的白昼。 自2020年3月25日，至4月3日，笔者也曾多次采访胡冬。4月3日，胡冬如是回答笔者：“诗人的经验或曰文字的沧桑，不论生出何种抽象何等理性，它一定不失感性和血肉，它必须跟作品一样在拥有ethos 和logos的同时不失那pathos，它有时甚至需要失口说出。也可以说词语在这个意义上，在诗人那里道成肉身。‘失口’合起来便是‘知’这个字，有了‘知’才有‘失口’，如同曼德尔斯塔姆那句‘上帝啊，我失口说出’，是因为上帝这个词他早就了然于胸。‘莽汉’这个词语于我也是这样，它是我在一夜井喷的第二天对自己的命名。”可见，这个命名具有即兴性。此前的3月30日，胡冬还曾回答笔者：“莽汉于我发端，引爆，肇始，到我用以此获得的气慨和驾驭力来停止了莽汉诗的写作，屏息敛气，着手于另一番探索，自始至终都是我个人的突围。现在的我，仍然在这场突围当中。我从来认为诗人独往独来，而不是成群结队。至于我的个人突围影响了其他人，使他们一个个也成为了莽汉，至于我的诗开始了病毒般的狂热传染，那完全是我始未料到的事。说真的，我也不太关心。我只关心我自己的语言，也只在这个意义上，我是我自己的莽汉，一直到今天。”可见，从表面上来看，这个诗派似乎具有某种偶然性。 也许在胡冬看来——要么，莽汉诗派只有他；要么，莽汉诗派与他毫无瓜葛。胡冬既真诚，又孤绝;既清澈，又狐疑;既敞亮，又怪异;既骄傲，又偏执;既正直，又激愤;眼睛里容不下一粒沙子。结果呢，当然，他只能选择游离于这个诗派。这也就是为何，对邓翔，对笔者，胡冬讲了那么多，却又再三表示不愿意被本文提及。但是，胡冬的发言如此珍贵，笔者不得不引来，而且是大段大段地引来。正如邓翔所说，胡冬的有教养，有学养，可谓有口皆碑。出于一种说不清楚的直觉，笔者倾向于采信胡冬的说法。 邓翔还告诉笔者，2008年，他访学剑桥，暂留伦敦，曾与胡冬多次谈及莽汉旧事。胡冬告诉邓翔，在得诗与命名以前，莽汉还有两个更早的来源：其一，1983年暑假，他曾组织一个由八名大学生组成的科学考察队，直奔神农架，搜寻野人（当时已有轰动报道）并体验某种丛林生活；其二，与此参差同时，他读到斯通（Irving Stone）的一部传记作品《渴望生活》，惊觉应该像凡·高（Van Gogh）或高更（Paul Gauguin）那样改变自己的生活程序，融入乡村或荒岛并参与某种土著生活。在接受笔者采访的时候，胡冬把神农架野人称为“莽汉”；后期印象派三家，除了凡·高和高更，还有塞尚（Paul Cézanne），也被他称为“三莽汉”。邓翔——或者说胡冬——的这些说法，可以旁证于胡冬的两封旧信：一封写于1983年6月30日（暑假开始前），有谈及组建科学考察队计划；一份写于1983年9月6日（暑假结束后），有谈及《渴望生活》。这两封信，收件人都是万夏，后者幸而保留了原件。 胡冬的这两封信，时间较早，只字未言及“莽汉”或“莽汉诗”。他的说法——正如万夏的说法——仍然缺乏物证意义上的铁证。打破砂锅问到底，不会有共识，也不会有太大的意义。也许目前较为妥善的做法，就是在采信胡冬的同时，采信万夏的另一说法：“穿过人民南路，有一条街叫红照壁，胡冬就住这里。我和他是中学同学，一起创办了莽汉流派。所以，从这样的角度理解，这个盐市口一带也是中国莽汉主义诗歌的发源地。”这些小地名，均在老成都。 现在，笔者要钻出命名权的迷雾，径直进入这个命名的光线。在四川话里面，“猛汉”通常发音为“mònghǎn”，而“莽汉”有两个发音：读作“mānghǎn”，意思是“愣头青”；读作“mànghǎn”，意思是“玩命徒”。也许，还可以牵扯出其他一些近义词：比如“浪子”“愤青”“阿飞”“顽主”“歹徒”“操哥”“嬉皮士”“古惑仔”“痞子”“盲流”“小流氓”“造反派”或“游击队”。不论从哪个角度来释义，这个词都指向了草根与绿林、街巷与江湖，具有强烈的亚文化或非主流色彩。这样的命名方式，不为“审美”，为“审真”;不为“崇高”，为“崇低”;既是“批评”，也是“自我批评”;乃是一种甚为狡黠的让步修辞。 李亚伟后来解释说：“如果说当初‘莽汉’们对自身有一个设计和谋划，那就是集英雄和泼皮于一体，集好汉和暴徒于一身。”英雄而为泼皮，自然就是非典型英雄；好汉而为暴徒，自然也是非典型好汉。莽汉一边揍别人，一边揍自己，这样就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和好汉。莽汉都是大学生，在当时，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为了不至于因为羞愧，而丧失掉某种勇气或决心，他们的让步修辞在另外一个方面再次展现魔力：“要主动说服、相信和公开认为自己没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找到一个史无前例的起点。”所以说，莽汉，也可以反向地诠释为“伪莽汉”。 万夏和李亚伟，还都曾用诗来诠释这个命名。万夏很早就写有《莽汉》，而李亚伟陆续写有《怒汉》《好汉》和《硬汉》（又题《硬汉们》）。《莽汉》，可视为莽汉的宣言诗：“把李逵迅速介绍给每个未婚女子”（在笔者看来，“未婚”，这两个字乃是蛇足）。《硬汉》，也可视为莽汉的宣言诗：“我们本来就是\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万夏和李亚伟的这几首诗，尤其是《莽汉》和《怒汉》，或有受到胡冬影响，都用长句，都有瀑布般的冲击力。也许因为风格过于夸饰，表演性太强，这两首诗后来都没有进入作者的诗集。李亚伟的一篇旧文，《莽汉手段》，保留了《莽汉》和《怒汉》的片断。从这些有趣的史料可以看出，“怒汉”也罢，“好汉”也罢，“硬汉”也罢，全都是“莽汉”的近义词。 胡冬、万夏和李亚伟，以及后来的若干小莽汉，当时年龄都在二十岁左右。李亚伟的诗，《二十岁》，算是他们的生动群雕：“明天就去当和尚剃光头反射秋波和招安\我要走进深山老林走进古代找祖先\要生长尾巴，发生返祖现象\要理解妈妈的生活\要不深沉，不识时务\要酒醉心明白\要疯子口里吐真言。”请注意，这里再次出现了“妈妈的”——正是这个词，让笔者判定，这首诗绝不可能写于1983年，而很有可能写于1984年，亦即李亚伟与万夏见面期间或其后不久。彼时，诗人实岁二十岁，虚岁二十一岁。巴山蜀水间风俗，向来说实岁不说虚岁。从上文引来的几句来看，“深山老林”云云，还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胡冬所说的莽汉的两个来源。这首诗还另有重要点位，笔者的意思是，它表明了莽汉诗的读者设定：“我举着旗帜，发一声呐喊\飞舞着铜锤举着百多斤情诗冲来了\我的后面是调皮的读者、打铁匠和大脚农妇。”诗人用上了《水浒传》或《隋唐演义》式的场景和白描，向“调皮的读者”“打铁匠”和“大脚农妇”发出了热烈的吁请。这样的读者设定，很明显，早已放弃了所谓的绅士、贵妇、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文艺青年、伪娘、梦幻女学生和一切手指修长的斯文人。《收获》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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